有时候，真相太过明显，反而让人忘了说出口。那就让我在最近这些显而易见的事情里，补上一个不起眼的注脚。
二月底，唐纳德·特朗普击毙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以及伊斯兰革命政权的大多数高层领导。
关于这位最高领袖和他的同伙，能说的恶行太多了。自1979年以来，他们镇压伊朗人民，让一个伟大的文明倒退千年。革命伊始，他们就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国内反对者。学生上街抗议，他们直接爆头。他们屠杀、强奸、折磨囚犯。他们在全球输出恐怖主义。他们派特工到美国本土刺杀美国政客，派杀手前往英国，甚至因为一位英国小说家“写小说”的“罪行”而对其下达死刑判决。
这里有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这个政权不仅压迫女性，在对待同性恋问题上也绝对谈不上进步。事实上，这种缺乏接纳、宽容或“善意”的态度，直接体现在用起重机公开吊死那些因“同性恋”罪名而被定罪的人。
我提到这点，并非要将同性恋群体单独列为德黑兰革命政权的特殊受害者，而是想指出一个相当古怪的角落：那些通常对任何他们认定为“恐同”或“反LGBTQIA+”的事情都必定大肆抨击的人和团体，对于这位最高领袖及其暴徒们的覆灭，却保持了沉默。我指的是所有像拉塞尔·T·戴维斯、艾伦·卡明、大卫·田纳特和卡什曼勋爵那样的人，他们总爱以一些通常是想像出来的理由，猛烈抨击保守党、共和党或改革党。
我刚完成了一项令人泪目的任务：翻阅了英美残存的“同性恋媒体”。如果我是这些报纸的编辑，我想头条新闻可能会是一张强有力的图片——德黑兰一对同性伴侣被吊死的画面。我可能会配上一篇社论，指出无论你对特朗普总统发起的军事行动有何看法，都不会有人为伊朗政权哀悼。也许——既然这是同性恋刊物——我还会向伊朗的同性恋兄弟姐妹们表达一些希望和声援，并祝愿在不久的将来，同性恋在那里不再是死罪。
西方残存的同性恋出版物做过任何这样的事吗？根本没有。英国的《粉红新闻》一如既往，充斥着关于“跨性别”议题的报道。有一篇抨击特朗普某项被该刊物视为“反跨性别”立法的文章，一篇对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特工的激烈谴责，还有一篇关于新罕布什尔州跨性别卫生间法案的报道——所以这些刊物并不介意干涉他国政治。此外还有很多关于剧集《激烈竞争》的报道（这是一部关于两名冰球运动员的同性爱情故事），以及一篇关于皮克斯一位老板的报道，他因对动画片《埃利奥》中“酷儿”场景被删减的回应而遭到“猛烈抨击”。
《态度》杂志更像是一本“生活方式”杂志，但奇怪的是，它对美国政治也颇为高调。浏览其首页，我再次了解到特朗普因某项与“反跨性别”立法有关的事情而应受批评。我还能了解到汤姆·戴利的日常锻炼计划。
越过大西洋，我浏览了如同垃圾场般混乱的《倡导者》杂志。在那里，我可以了解到一位德克萨斯州总检察长似乎反对为“跨性别儿童”提供“性别肯定护理”。还有“美国童子军指控LGBTQ+旅行社酷儿童子军商标侵权”的事实。和我一样，你可能会觉得这里面很多内容读起来像某种外语。确实如此——它用的是怯懦、特权主义和狭隘地方主义的语言。
我们中有些人多年来一直注意到西方“权利运动”的一个奇特之处：无论他们在国内多么执着——甚至教条——无论他们如何穷追不舍一位后座议员或共和党国会议员，只因其未完全支持同性婚姻或儿童的性别转换，但一到伊斯兰世界的边界，他们就沉默了。
在另一个平行时空，大约15年前——当争取同性恋平等的斗争胜利后——剩下的那些自诩的斗士们或许会决定继续战斗，去关注其他国家同性恋者遭受的迫害。我指的是真正的迫害，而不是又一个关于在《第28条》阴影下成长之恐怖的故事。
想象一下，如果活动家们没有花15年时间试图把“跨性别儿童”推为权利斗争的新前沿，而是决定坚守基本盘，并在地理上更具冒险精神。他们本可以这样做的。我唯一还怀有敬意的同性恋骄傲游行组织者（其他的不过是派对组织者），是那些试图在莫斯科等地举行同性恋平等抗议活动的人。那才是真正的勇敢。
这条不成文的规则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争取同性恋平等——如同争取女权一样——在伊斯兰世界的边界前止步。你可能会说这纯粹是因为怯懦，或者说西方团体无论如何都无法对最高领袖的思想产生任何影响。又或者——最有可能的是——这种怯懦源于害怕被指责具有“殖民主义心态”（我想我们都同意这是最危险的心态）。
你可以相信这些借口中的任何一个或全部。但我忍不住觉得有趣的是，特朗普可能刚刚为伊朗同性恋权利所做的，比西方任何活动团体梦想能做的都要多。当然，他们不会感谢他。他们可能正忙着寻找另一种方式来妖魔化《哈利·波特》的作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