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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债务规模超经济总量!但真正的问题不在这

美国债务规模超经济总量!但真正的问题不在这

多年来,赤字鹰派们一直在寻找各种方式,试图让政客和公众正视飙升的联邦债务。他们曾以为,当美国最近触及一个令人不安的新里程碑——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突破100%时——终于找到了一个有力论点。

“过去几年,我们听到了太多关于财政路径的警钟,但这次格外响亮,”负责计算3月份公众持有联邦债务占GDP比例的“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写道。立场相近的彼得森基金会称之为“一个令人震惊的财政里程碑”。

问题是,除了少数严肃演讲和评论文章外,似乎没有多少人特别在意。

在这个统计里程碑被报道后的一周内,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就出现在国会山,为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五角大楼预算请求辩护。而参议院则继续努力,通过和解程序推动一项720亿美元的移民执法方案,试图绕过可能的冗长辩论,并豁免自身防止增加赤字立法的规则。

并非跨过100%这个里程碑真的改变了什么。债务不像水库,一旦超过100%容量就会溢出。“99是个坏数字,101比100更糟糕。我们如此看重100,只是因为它是整数,”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说。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看不到尽头。如果连这个里程碑都无法刺激行动,赤字鹰派还能做什么?

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债务增长源于应对2007-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衰退的成本、照顾老龄化人口的开支上升、多次未以削减开支相配合的减税措施,以及债务本身利息账单的滚雪球效应。

上一次公众持有联邦债务高于GDP,还是二战刚结束时。但那次并未持续太久。此后,由于强劲经济增长、偶尔的预算盈余以及侵蚀债务实际价值的通胀,债务与GDP之比到1974年降至23%。

相比之下,这一次,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公众持有债务将持续增长,到2056年达到GDP的175%。

多年来,超低利率让不断增加的债务变得可负担,但本周,30年期国债收益率触及5.12%,为2007年以来最高,相比2020年低点1%大幅上升。联邦政府净利息支出已超过国防预算。随着债务增加,政府不得不发行新债来偿还旧债的利息。

摩根士丹利财富管理首席经济策略师艾伦·曾特纳表示,客户不断问她联邦政府的债务负担是否可持续。“对我来说,这是最容易回答的问题之一,”她说,“不可持续。”

不那么担忧的人喜欢指出,日本的债务比率远高于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2024年日本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201%。

另一方面,日本债务几乎全部由国内投资者持有,而美国严重依赖外国来源。

波士顿大学经济学家劳伦斯·科特利科夫最近计算,一旦纳入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未出现在官方债务数据中的义务,美国的情况比意大利还要糟糕。“华盛顿房间里根本没有成年人,”他说,“没人站出来说,‘你有问题。’”

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家恩里克·门多萨认为,即使稳定债务比率也不够。他说,将比率降至60%或以下,将给政府留下财政空间,以便在下一场紧急情况下大举借贷;同时由于联邦政府不会与私营部门争夺资金,经济也会增长更快。

门多萨的方案在目前看来几乎不现实。白宫在其2027年预算中要求1.5万亿美元用于国防,增幅44%,但对推动长期支出的福利项目则轻描淡写。据Politico估计,埃隆·马斯克领导的赤字委员会去年仅节省了10亿美元的可持久支出,约占马斯克目标的0.1%。

担忧有余,行动不足

有迹象表明,美国人对采取行动越来越感到不安。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德斯蒙德·拉赫曼说,国债收益率上升推高了抵押贷款利率,触及美国人的生活根本,使预算赤字问题更加突出。

在3月份的盖洛普民调中,一半美国人表示非常担忧联邦支出和赤字,这大致与对通胀和经济的不安并列。他们唯一更担心的是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赤字鹰派正试图找出如何利用这种担忧。发布债务与GDP比率突破100%的新闻稿就是一次尝试。但瑞典延雪平大学经济学家本杰明·拉林研究过跨越整数阈值对通胀预期的影响,他认为,债务跨越整数阈值不会产生同样效果。

政府债务“远离日常经验,主要通过媒体和政治中介进行传播”,他在邮件中写道。

奇怪的是,盖洛普发现,2011年美国人更担心赤字,当时债务与GDP之比仅为66%,经济还需要预算赤字刺激才能重新增长。此外,当经济突破100%时,并没有真正发生什么。这个数字已经丧失了威慑力。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杰森·弗曼担忧债务,但承认目前很难看到其危害的明显证据。

“如果你在2000年问某人,预测债务占GDP100%和赤字占GDP6%的世界里经济会是什么样,他们可能会预期极高的利率,甚至可能是一场严重经济危机,”他在2024年为阿斯彭研究所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这样的灾难尚未发生,所以目前,对政客来说无所作为要比做些什么容易得多,而做些什么将涉及提高税收和削减开支等痛苦组合。

这种消极态度激怒了赤字鹰派彼得森。“我认为这是一个真正需要领导力的时刻,”他说,“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国人民,而是取决于他们选出的领导人。”

本文最初发表于《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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