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夏天，泰晤士报派我去奥克尼群岛采访诗人乔治·麦凯·布朗。他对媒体关注出了名地警惕——也许是唯一一位在布克奖入围时向医生要抗抑郁药的作家——我几乎没法从他嘴里撬出一个字。他的公租房也乏善可陈：一张沙发、一张桌子——福米加塑料贴面桌面上，布朗早餐后清理了面包屑，然后一直写到午饭时间。但在他摇椅后面，一块用鲜艳毛线绣成的大横幅，在原本单调的房间里灼灼生辉：
“世界何等的野生而狂放，它唯一的法则——就是无休的歌谣？！”
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因弗斯奈德》中的这两句诗证明：如果你想让读者在乎野性与荒野，那么叶芝所谓“美妙声音交织”的优美语言，就能带他们走得很远。我们幸运地拥有一些非凡的作家——罗伯特·麦克法兰、亚当·尼科尔森、乔治·蒙比奥特、克洛伊·道尔顿——他们能用抒情散文引诱读者分享自己对环境的关切，无论写的是河流、鸟儿、庄稼还是野兔。
约翰·赖特毕生热爱的是草原——确切说是“半自然草原”。如果看两片相邻的田地，一片闪耀着鲜绿，另一片相比之下暗淡而杂草丛生，那正是令赖特激动的那一片。他的目标是把我们的兴趣从单一作物的“肤浅”光泽引开，引向生物多样性沸腾的田野，那里有“蜜蜂、蝴蝶、蟋蟀、苍蝇、飞蛾、蜘蛛等等，简直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赖特说，《草原》是“一个爱情故事”，尤其是当他写到多塞特的霍格悬崖——世界上最让他珍惜的地方。但这种爱被一种绝望的恐惧所平衡。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我们失去了97%的优先保护草原，前景黯淡。于是，赖特邀请我们变成小人国居民，以“虫子之眼”观察草原生活，并学会关心它。
他的热情很讨人喜欢。不坐在书桌前时，他就外出用放大镜凝视那些几乎看不见的生命形态，或者主持“真菌徒步”（他对真菌有特殊的偏爱）。我很想参加一次这样的徒步，因为我试过，但赖特的热情从未从书页中为我跃起。出版商狡猾地把这本书装订得与他那本极受欢迎的《采食者日历》极为相似。但后者对普通读者有明显的吸引力，而《草原》带着它的列表、表格和学术参考文献，让人觉得更像是为赖特所谓的“优秀业余爱好者”准备的——这些爱好者“拥有大约50本（昂贵）的识别图书、一间试剂化学实验室……一架好显微镜及其使用技巧”。
他显然不想让读者感到无聊。如果你在“真菌的长分类名称”上挣扎，他鼓励说：“让它们轻轻流过你吧。”但像“地衣是与藻类形成专性关系的真菌”或“所有苔藓植物都是无维管的”这样的句子，让我觉得自己正坐在学校科学课上，盼着下课铃响。
不过，这本书依然充满了珍宝。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个蚁丘可能比我祖母的年纪还大，我也再不会看着一片看似平淡的田地想：“这不过是块草皮而已。”
从野性到荒野，这个词让我联想到在凯恩戈姆山脉中由南·谢泼德所经历的壮丽、恐惧、渴望和丰富的孤独，她在《活着的山》中描述了这一切。但那已是80多年前的事了，正如卡尔·弗林在她的副标题中所暗示的，荒野已经演变——而且仍在演变。她在西奈山、罗马尼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马逊雨林等多样化的景观中度过时光，把我们卷入伦理的困境，并暴露了令人不安的矛盾。
1964年的美国《荒野法案》将荒野定义为“人类未加羁绊的地区，人类自身只是过客，并不久留”。但“荒野的民主化”意味着弗林所寻找的荒野经常人满为患。1950年，美国国家公园有3300万游客。到2024年，这个数字达到了3.31亿，他们践踏稀有植物，向动物投喂垃圾。在南极，游客乘坐城市般的游轮在冰山间穿梭。很少有游客到达亚马逊雨林深处的亚诺马米人那里，但他们给弗林的接待却冷若冰霜，直到他们谈好了她的参观价格。她与他们相处的时光感觉妥协了。
环保主义者和社会正义活动家，你可能会认为本该是天作之合。但在一个过于拥挤的星球上，问题是“谁会被挤下诺亚方舟？”在乌干达，为了保护大猩猩，巴特瓦森林人被迫迁出他们自远古以来就一直居住的“不可穿越的森林”，如今陷入了极端贫困的循环。
弗林的耐力与敏锐的敏感度相匹配。她拥有旅行作家的天赋：亲历一种体验，并同时将其钉在纸上。她的研究令人叹为观止，她令人信服地写下了所到之处的历史。但最好还是跟她待在当下，例如在特兰西瓦尼亚，透明屏障后静静等待，看一头巨大、毛皮厚重的大熊从森林中出现：“她毛发蓬乱，平足。体型庞大。令人不安地像人：如同一个穿着熊装的男人，却有马一样的体魄。”
这本书的核心是一场个人的探寻。弗林寻求“万物的互联性”以及自己在“网中的位置”。但她提出的问题比她回答的更多。荒野仅仅是一种心境吗？什么时候荒野不再是荒野？在埃及圣保罗隐修士修道院，弗林意识到带她参观的科普特修士的使命是寻求“一种与神明的清净连接”。担心自己可能打扰到这份宁静，她告辞离去。但萨利布转身时，伸手探入自己深色的习惯袍口袋，掏出了一部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