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英国社区事务大臣史蒂夫·里德在下议院公布了名为《守护核心价值》的新”行动计划”，旨在”强化社会凝聚力”并”消除分裂”。政府新闻稿宣称：”通过今日宣布的打击极端主义、仇恨与分裂的新举措，数百万家庭、朋友与邻里将感受到更强烈的社区认同、团结精神及民族自豪。”
可惜我并未感受到这份”温暖”。这份声明刻意回避了伊斯兰极端主义问题，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那些”企图分裂社会””颠覆共同价值观”的势力，并非是为伊朗最高领袖之死哀悼的穆斯林学生，也非绿党副主席莫辛·阿里这类人物（此人在哈马斯屠杀1200名犹太民众当日竟发推称”必须终结白人至上主义的欧洲殖民定居者行径！”）。相反，政府将矛头指向关注偷渡问题与 grooming gangs的奈杰尔·法拉奇、凯蒂·拉姆等政界人士。
为彻底消除公众疑虑——即工党确实将右翼政客视为”极端分子”，而非每周六在市中心高呼”全球化起义”的那些人——里德宣布政府将正式采纳”反穆斯林敌意”的官方定义，并任命”特别代表”监督执行。
不过请放心，这项新定义”不会影响言论自由”，因为它”不具备法律强制力”。恕我直言，这种保证毫无说服力。2018年英国议会跨党派穆斯林小组提出的”伊斯兰恐惧症”定义同样非法定，却依然对言论自由产生寒蝉效应。奥尔德姆、罗奇代尔、布拉德福德等工党控制的地方政府采纳该定义后，民众因恐惧被贴上”伊斯兰恐惧症”标签，几乎不敢揭露当地猖獗的强奸团伙。事实上，《泰晤士报》已故记者安德鲁·诺福克当年勇敢揭露此丑闻时，就曾在2019年被指控进行”反穆斯林报道”。
该行动计划的根本谬误在于：压制对穆斯林群体的批评就能促进社会和谐？所有信仰群体本已受到《公共秩序法》中禁止煽动宗教仇恨条款、《平等法》反歧视条款以及法定仇恨犯罪体系中宗教”加重情节”的保护。单独为某一信仰群体增设保护条款，只会加剧社区紧张关系。
试问里德大臣：莱斯特的印度教徒、伍尔弗汉普顿的锡克教徒会如何看待官方采纳”反穆斯林敌意”定义？恐怕他们将纷纷要求任命本族群的”特别代表”。难道政府真以为通过给不同社区配备”特权代表”，赋予其监督邻里”敌意迹象”的准司法权力，就能培育新闻稿所言的”共同价值观、自豪感与归属感”？这分明是克什米尔式的社会融合手段。
回溯2003年新工党推出”预防计划”时，托尼·布莱尔尚能直言激进伊斯兰主义是问题核心。但为避嫌，政府将威胁笼统定义为”极端主义”而非特指伊斯兰极端主义。导致如今因”极右翼激进主义风险”被纳入预防计划的人数，竟是伊斯兰激进主义风险者的两倍。然而在涉恐犯罪在押人员中，持伊斯兰极端观点者占63%，极右翼观点者仅29%。
此番新政连表面公平都懒得维持。里德演讲中虽轻描淡写提及反犹仇恨犯罪上升、将阻止”仇恨布道者”入境，但”反穆斯林敌意”才是绝对核心。方案长篇版本甚至要求扩大Ofcom在《网络安全法》中的”危机权限”，以限制社交媒体”病毒式有害内容”，同时提升”可信媒体”的曝光度——实则为强化官方喉舌，压制异见声音。
这套新反极端主义战略简直像是”希望非仇恨”组织的手笔。所谓”社会凝聚力”不过是”社会控制”的遮羞布。我们必须全力抵制，否则英伦三岛恐将沦为”北海上的朝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