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宁街10号要变天？随着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那些焦虑不安的人也愈发夸张做戏。据说，如果改革党出人意料地组建了下一届政府，英国将坠入一个反乌托邦的“极右”噩梦：焚书、长靴、午夜突袭。沉重的字眼被轻飘飘地抛出：法西斯、威权，还有我最新喜欢的“后民主”。
当然，这纯属胡扯。法拉奇当首相，世界不会末日。英国不会变成什么第四帝国。真正让人胆寒、屁股坐不住的，是改革党要面对的任务之艰巨，以及它将激起的、来自进步派建制派的猛烈抵抗——这些人可是从撒切尔夫人辞职以来，就几乎没丢过权力。
但先回到那个幻影威胁。进步派对寻找“极右”来战斗有一种病态的渴望。在美国，南方贫困法律中心——曾经备受尊敬的民权组织——已被揭露随意给主流保守派贴上“仇恨团体”标签，如今正面临资助自己反对派的严重指控。在英国这里，我们在2024年目睹了怪异一幕：南港事件后，大规模示威反对根本不存在的极右妖魔鬼怪。城市街道挤满了勇敢对抗威胁的抗议者，而那威胁只存在于他们脑子里。
他们会再来一遍。改革党政府一上台，出口民调刚出现在第四频道上，它就会被叫做法西斯。这个标签早就不再有任何意义；它不过是进步派的蝙蝠信号。
可笑的是，进步派竟把特蕾莎·梅——这位“跨性别包容”的净零排放创始人——视为某种初代墨索里尼。鲍里斯·约翰逊任内移民激增，但他也是“法西斯”。这里毫无理性，只有情感失控。而我们还没见到最精彩的。
但真正的问题不是这些骂名。而是改革党要做的任务规模之大——仅仅为了把国家带回1996年相对理智的状态。经济一团糟，受制于随时准备在第一次鲁莽苗头时就扑上来的国际投资者。要修复一切，需要比玛格丽特·撒切尔在1979年展示的政治勇气强十倍。而那份勇气，将立刻接受建制机器的考验。
公务员可能直接拒绝执行命令。半官方机构会泄露信息。法院会被武器化。所有能想到的路障都会被抛出来；这还没到文化战线呢。
我成年后经历了两次保守党政府。每次，一个庞大的文化机器——BBC、大学、艺术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都开足马力确保政府被赶下台。轮到改革党，同样的现象会加剧到更歇斯底里的程度，就像抗体试图击退感染。
媒体，尽管有种种毛病，却有个可怕的习惯：如实报道政客的言行。别忘了，他们喜欢斯塔默的工党，给了它无数信任，期望并希望它成功。然后……好吧，现在我们都看到了。这就是媒体喜欢你时——政府能坏到什么程度。而媒体里几乎没人喜欢改革党。
即使改革党成功，成功本身也会成为一种挑衅。人们讨厌被证明错了、被当傻瓜。这只会让他们更愤怒。很少有人耸耸肩说“做得对，我全搞错了”。更深的问题是，有多少人真正信奉进步派共识。就像瓦茨拉夫·哈维尔著名散文里的菜贩，许多艺术界、媒体、法律界和工会的人可能只是在走过场——点头附和，因为这是常规操作，因为职业依赖它，因为异议代价高昂。这可能全是幻觉。改革党的任务就是检验这个幻觉，而不在尝试中崩塌。
这需要铁一般纪律。每一步都必须经过验证和战争推演。在绿党选区建立拘留中心的提议就是那种需要的大胆果敢政策，而且它很幽默——这正是我们能有的东西。
但这种挑衅必须有严肃意图和胜任执行作为后盾。国家最不能承受的就是又一个莉兹·特拉斯式的乱枪扫射。早期、看得见的胜利——选民能切实得到的回报——对于在第一次大规模反击开始前建立势头至关重要。
改革党内部有些人无疑让人犹豫。齐亚·优素福或安德里亚·詹金斯等人偶尔令人尴尬的调调——容易被激、擅摆乌龙——必须被剔除。那种让反对派基础振奋的粗放品牌形象，现在必须让位于更精准的手法。来自强硬、身经百战对手的严肃媒体培训不是可选，而是生存之需。
我希望詹姆斯·奥尔和丹尼·克鲁格这样的内部人士已经在做的事，是准备一个秘密计划，在进步派建制派动员之前就先下手为强。法律战要来；初级立法必须以极速推进。想想多米尼克·卡明斯的休会策略或疫苗推广——但功率开到最大。长期来看，改革党必须做连撒切尔政府都没做到的事；例如，把进步主义踢出教育。保守党上一次尝试——一项可笑地软弱无力的禁止政治教学规定——彻底一事无成。
需要的是布莱尔时代立法狂热的反向操作：对课程、大学、半官方机构、艺术委员会、工会进行全面的、毫不道歉的改革。整个生态系统将充满敌意。必须迎头直面。
改革党的一大优势是，进步派忘了怎么战斗。他们太习惯于得偿所愿，太习惯于机构捕获而非辩论，以至于他们甚至不再理解自己的保守派对手以及他们真正想要什么。这给了改革党一个关键的先手。
在改革党治下，英国不会变成法西斯。但凭运气和无比胆量，它也许有可能变回正常。而对某些人来说，那正是最恐怖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