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现实原因，关于RTÉ的书籍总是比它们的主题稍慢一步。约翰·鲍曼的《窗口与镜子：RTÉ电视1961-2011》是一部机构史的杰作，但作为委托撰写的史书，它是与组织本身密切合作的产物。约翰·霍根的《广播与公共生活》是对截至1997年的新闻和时事部门的严谨概述。罗伯特·萨维奇的《天真丧失？电视与爱尔兰社会，1960-72》则挖掘了那些艰难的早期年代。
合乎逻辑的下一步，是将RTÉ长期存在的机构弊病与2023年吞噬它的具体丑闻联系起来。主张当年发生的事并非反常，而是60年治理失败的逻辑终点——这就是肖恩·罗斯新书《RTÉ：圣人、学者与丑闻》的核心论点。该书论证扎实：2023年6月曝光的丑闻——国家广播公司系统性地掩盖其明星主持人瑞安·图布里迪的收入，同时高层未能进行尽职调查或监督——并非一次不幸的判断失误所致。这是一种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文化在几十年的监督不足、政治干预和机构欺骗中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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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指出，部长们将政治亲信塞进RTÉ董事会和权力机构的传统，这些人无论在性格还是专业上，都不适合承担问责管理的重任。当托德·安德鲁斯在1966年被肖恩·勒马斯任命为主席时，他的首要任务是确保这个尚新的电视台不让政府难堪。模式就此奠定。瑞安·图布里迪是安德鲁斯的孙子，罗斯不放过任何机会展示共和党与RTÉ平行体系之间的种种联系。其中最惊人的是他发掘出的盖伊·伯恩写给查尔斯·豪伊的信件，这些信暗示着一种比以往认知更为亲密且（就伯恩而言）更为谄媚的关系。
通过关于伯恩的长篇章节，罗斯还追溯了“不可触碰的明星主持人”文化的起源：少数人积累起巨大影响力，以至于机构对他们心生畏惧。图布里迪的安排只是这种安抚人才的本能的升级版、系统化版本，而这一本能早在伯恩鼎盛时期就已根深蒂固。这些论点合理，由一位在政治与媒体领域背景深厚、完全胜任此任务的作者精彩阐述。很难对他对丑闻爆发前前主席莫亚·多尔蒂的猛烈批评提出异议。
然而，尽管罗斯与一连串前总干事和广播部长交谈过，书中仍有他似乎未察觉的空白。治理辩论始终围绕一个无人能令人信服地回答的问题：RTÉ如今到底是为了什么？罗斯对针对该问题的空洞套话持怀疑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也同情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在追问此问题的“别扭老兵”（如鲍勃·奎因和莱莉亚·杜兰）。
也许答案是：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作为RTÉ自我定位使命之一的BBC“里斯式”模式，在英国正面临竞争压力和政治攻击，可能难以为继。更商业化的北美模式（历届部长青睐此模式，他们反感一家他们认为充斥着政敌的广播公司对更多公共资金的无度索取）则已步入末路。电视和广播广告收入只有一条路可走——不是向上。罗斯未能将这个问题推向结论，因此他隐含的“改革RTÉ”的诉求，建立在未经审视的基础上。
治理失败固然严重，但它们与生存问题并非同一回事。把前者当成解决后者的捷径，是一种证据并不支持的慰藉。一个经过改革、治理良好的RTÉ，若未弄清其在21世纪的存在意义，仍将深陷严重困境。
罗斯在伦斯特府（爱尔兰议会）度过了近四十年，他为此书采访的许多具名消息来源，和他一样，都是前爱尔兰议员。他们主要将RTÉ视为一个需要治理的公共机构，而非一个争夺观众受众的媒体组织。这一视角决定了这本书的视野与盲区。例如，RTÉ的人事结构和内部成本基础数十年来一直受到持续批评，许多人认为该组织在解决任何可比私营媒体企业都无法维持的做法时动作过于缓慢。其他媒体组织多年来也一直主张，RTÉ同时收取牌照费收入和商业收入，在爱尔兰市场上占据了不公平的主导地位。罗斯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商业记者，专门瞄准那些舒适、受庇护的既得利益者。他对这些批评缺乏兴趣，令人惊讶。
本书以对凯文·巴赫斯特时代的谨慎乐观作结。治理结构更稳健，一定程度的机构自我意识似乎已取代了此前的“缄默法则”。但上届政府在任期最后几天达成的多年期资助协议，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就是进一步削弱了“一臂之距”原则，为未来更多的政治干预敞开了大门。罗斯或许书写了RTÉ如何陷入困境的权威记录。而关于它如何走出仍在面临的更深层困境的问题，目前——仍未被书写。
